◆性知识匮乏

　　相对男性来说，妇女尚难以获得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信息是全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事实。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其社会文化观念要求妇女在性行为中扮演被动角色，要求妇女对与性有关的事保持一无所知，妇女也得不到教育和预防艾滋病的培训。结果是，没有渠道向妇女和女孩提供与性有关的信息，数以百万计的女孩长大了，但对自身生殖系统以及艾滋病病毒／性病的传播和预防知识知之甚少。即使学校有性教育课，女孩也得不到益处，因为女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比男孩会更早地因贫困等原因而离开学校。同时妇女和女孩在获取这些信息时也会犹豫不决，因为要求女性在结婚时为处女的社会观念使对她们不敢了解与性有关的事，否则会给人留下性活跃的印象。妇女缺乏性健康方面的知识，导致她们在性活动中容易发生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行为。

　　◆女性生物学特点

　　科学家在对艾滋病病毒的研究中发现，因为男女身体生理构造不同所致，艾滋病病毒在男性和女性身上的感染不太相同，艾滋病女患者往往会感染数种艾滋病病毒。与男性相比，性交中妇女接触或暴露给其性伙伴的黏膜面更大。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精液，其含有的病毒浓度要高于妇女的性分泌物，这使得男方传给女方的机率高于女方传给男方。研究表明，在没有保护的性交中，妇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是男人的2至4倍。而年轻妇女的生物脆弱性更大。生理上尚未成熟的子宫颈和不足量的阴道分泌物对艾滋病病毒的屏蔽作用更小，性交时的撕裂和出血，无论是因为“粗暴的性行为”还是生殖道前部的残缺，都会成倍地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联合国艾滋病全球传播报告也指出，就生物学而言，女性比男性更易感染上这种疾病，因为她们在性生活期间和她们的首次性经历中更易接触到大剂量的病毒。她们的首次性经历往往是与比自己大 5至15岁的男子进行的．这些男子也许早已感染了艾滋病。

　　妇女身体的原因增加了对艾滋病的易感性。与此同时，在社会观念中，妇女怀孕和分娩的痛苦属于正常，这又使得妇女因分娩造成的损伤和伤口得不到及时治疗，其生殖健康会处在慢性不良的状态之中，从而增加了感染危险。

　　◆社会性别不平等

　　男女两性之间在经济关系、家庭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中的权力不平衡和不平等，使许多妇女没有能力与性伴商讨安全性行为。仅仅在选择性关系和性行为中，妇女就受到多重限制。这种不平等表现在：

　　家庭内的不平等。一般来说，男性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角色扮演等方面均高于女性，这种不平等导致了男女在家庭关系中的权力不平衡，男性理所当然地拥有家庭事物的决定权，而妇女却存在着提出离婚的法律障碍、强迫婚姻、对家庭财产的拥有权和控制权等一系列问题。妇女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女孩受教育权不能自主。女孩早婚也是导致家庭权力不平等、进而增加妇女对疾病易感性的原因之一。与年长男性结婚造成了夫妻之间在经历、发言权、经济自主性方面极大的不平衡。在许多地方，由于早婚、怀孕、经济困难或家务等因素，女孩辍学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男孩。教育和就业前景的受挫注定了这种不平等将持续整个成人期。在未入学的小学学龄儿童中，女孩占大多数。在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的国家，过去10年里女孩的入学人数不断下降。调查表明，在15至19岁的男孩和女孩中，有基本知识、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免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孩少于男孩。

　　妇女没有经济自主权。妇女在经济上和财政上依赖丈夫、其他男性亲属、上司和男人，这种种情况表明妇女面临着随时有可能被动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

　　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对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的妇女而言已成为特别紧急的需要。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就更易陷入贫穷的境地、受到暴力的伤害，甚至沦为无家可归。而贫穷会严重地妨碍妇女拒绝同她认为有危险的人发生性关系的能力，她们会铤而走险忍受性暴力或以不安全的性行为换取金钱、住房、食品或教育。

　　在许多国家，妇女对土地和财产的权利是通过婚姻获得的。如果婚姻因被丈夫抛弃、离婚或丈夫死亡而终结，妇女的土地权和房屋权也就到此结束。贫穷和文盲妇女往往没有实际的资源去通过法律制度诉求帮助。

　　性文化观念制约女性。女孩受到的教育是要把有关性活动的主动权和决策权交给男人，男人的需求和欲望是占主导地位的。男人的支配常伴随着对肉欲和性暴力的容忍，同时还伴随着双重标准，即如果女人不忠贞，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怀疑的，就会受到指责或被抛弃；而男人则可以心照不宣地被期待或被允许有多个性伙伴。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角色中，妇女往往被要求在性关系中保持性纯洁、性无知和性被动，而男性性行为中的鲁莽、缺乏责任、攻击和主宰则无伤大雅。许多地区的女性艾滋病感染率迅速上升，与这种性文化观念的影响不无关联。

　　在艾滋病的流行中，由于男性更可能是把艾滋病最早带入家庭的人，往往也是家庭中首先死于艾滋病的人，所以艾滋病全球流行导致了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急剧增加。由于失去了男性家庭成员的收入，以及为照顾男性病人耗尽了家庭的经济资源，妇女几乎没有独立获取资源的途径，贫穷接踵而来。对感染艾滋病病毒或罹患艾滋病的妇女，情况就更加艰难。随着病程在家庭中的进展，母亲死亡，照料孤儿的责任又落到祖母和年轻女儿的身上，她们承担此重任的能力更为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必须千方百计地谋求生存，甚至为了生存不惜以性为交易，从而增加了感染隐患。

　　尽管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妇女更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和性病这是一个反复被确认了的结论，但是这一结论却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全国妇联发布的一项对中国妇女艾滋病防治策略的调研报告显示，大部分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制定者与参与者及政策的执行者对此没有认识，这就意味着他们在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中——在教育、预防策略、研究和发展的优先领域、治疗和社会支持的资源分配上及卫生服务的提供方面，不会对妇女感染艾滋病病毒脆弱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妇女必须参与到预防艾滋病应对措施的设计与制定工作中来，制定出可由妇女主动控制的预防措施。

　　◆性暴力

　　妇女遭受暴力增加了她们感染艾滋病的机会，因为性攻击或强迫性交的结果可能对妇女生殖系统造成磨损和撕裂伤。又由于暴力和害怕遭受暴力，妇女难以就安全性行为进行商讨，难以与性伴就彼此忠诚展开讨论或摆脱危险的性关系。在有冲突的地区、冲突发生后的地区以及难民营里，妇女和青年女性更是频繁发生的性攻击的受害者。

　　妇女对性病、艾滋病病毒的易感性在强迫性交的情况下最强，如被拐卖的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及年轻女性几乎没有要求使用安全套或控制性行为发生的条件，尤其是在那些艾滋病严重流行或者武装冲突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的地区和家庭，妇女被迫以性交易作为谋生的手段。这些妇女在性行为中获得保护的能力更弱，因为害怕失去经济收入和招致性暴力而不敢要求对方使用安全套。

　　艾滋病流行进一步加重了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暴力，因为常常是妇女而不是男性被指责为因性乱而感染上这一疾病，并因此受到带有歧视性的治疗、被家庭和社会抛弃、被解雇、受到袭击。为了避免潜在的严重后果，妇女有可能不去获取预防信息、接受检测和治疗，也不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艾滋病在家庭成员中的传播。

　　◆性保健服务滞后

　　有关资料显示，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有一半至五分之四的妇女性病患者没有被发现，其原因非常简单，就是通常这些妇女性病患者没有疼痛感或其他症状，或者是这些症状不容易被发现。另一个原因是，在一夫一妻制中，妇女一般认为自己是很安全的，对爱情和忠诚的信仰使她们确信自己不会处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之中，即使发现了性病，也不愿意去性病诊所。而且，在妇女能够去的初级卫生保健或妇幼卫生保健诊所，医务人员通常对患有性病的妇女缺乏同情心，很难给她们以合适的健康服务。因些，性保健服务滞后对农村妇女和其他处于社会边缘人群的妇女更为不利。

　　性健康服务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表现在艾滋病流行的各个方面。妇女的需求往往被排在男性伴侣和儿童之后，更没有能由妇女主动实施控制的预防措施。药物临床实验也大多以男性为对象。如果卫生保健服务已经私有化，或国家停止提供足够的经费，男性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治疗就会耗尽家庭中的经济资源，当妇女得病后家中已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连安慰性关怀都难以提供。在艾滋病病毒阳性妇女会受到歧视、个人隐私得不到保护的地方，妇女更可能不愿意寻求检测和治疗。这样，妇女的病症更难以发现，潜在的感染系数就更大。

　　◆生育观念

　　艾滋病全球泛滥加深了歧视和不平等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艾滋病病毒阳性的怀孕妇女有可能要经历强制性产期、产后检测。卫生部门可能会强迫她们流产和节育，或她们自己屈于压力和不正确的信息也可能作出这种选择。在把妇女价值和生儿育女能力相联系的文化背景下，不能生育子女会受到歧视，其结果是妇女可能通过非保护性交而怀孕，艾滋病病毒阳性妇女也可能拒绝流产，而且由于害怕暴露艾滋病病毒感染阳性状态，即使在有安全婴儿母乳替代品的地区，母亲可能仍然进行母乳喂养。这种种状况无疑加剧了妇女感染艾滋病和母婴传播的危险。